今日兩個男人: 一個好人, 一個走狗 (一)
今日, 響報紙上見到兩個男人, 兩個我曾經認識既男人. 兩個不約而同講左D野.
一個窩心, 一個賤格.
好人:
好榮幸同張波(從來我只會稱呼佢"張生", 但佢永遠都好親切咁叫我X哥...對於一個small potato黎講真係受寵若驚!)共事達十年. 佢係一位極之好既同事上司甚至朋友. 佢處事認真有原則亦冷靜, 亦令我呢位小朋友得益良多.
我與[明報]的廿載緣
「你找張健波這樣不聽話的人做總編輯，[明報] 能否過渡九七都成問題。」這是回歸前不久的1996年12月，現任明報大股東張曉卿在灣仔莊士敦道福臨門酒家宴客時，一位有影響力的本地新聞界前輩對張曉卿說的一番話。
張曉卿聞言，即時問我：「健波，你的看法怎麼樣？」
我答：「在香港辦報，不是講聽不聽話的；最重要是把握時代脈搏，找事實，講道理，拿好分寸。」
論口才、錢財，我都不如這位前輩，如果張曉卿不是兼聽和有勇氣冒險讓我做下去，九七回歸前，明報早已換了總編輯。
今年是我加入明報集團的第21個年頭，有三點體會值得趁明報48周年報慶與大家分享：
（1）大學的調查顯示，回歸以來，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情嚴重了。要改善這個問題，除了要靠新聞從業員的努力和能力，更須傳媒老闆認識到自我審查有損新聞自由，最終會危害其生存的根基，所以，應以身作則，言行一致地保護和捍衛新聞自由；
（2）我在九七回歸前10年加入明報，至今回歸10年，見證了明報編輯部在回歸前後的變化——明報編輯部現在享有的編輯自主權，是20年來最高；
（3）記者是自由職業，我們最不願意受到限制，然而，社會則需要自由而負責任的報業。自由與自主，是我們所嚮往和珍惜的，但，必須自強和自律，才可以避免濫用自由。
1985——查良鏞要增聘20名大學生
我與[明報]的關係，始於中學階段，明報是我閱讀的3份報章之一（其餘兩份是[大公報]和[南華早報]）。
十多年後的一個晚上，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剛塵埃落定後不久，明報的第一代大老闆查良鏞於1985年8月，約了我們幾個分別在不同新聞機構工作的年輕記者（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廿多年戰友Simon馮成章，他當時是(香港電台)香港電台新聞部採訪主任），在灣仔東海酒家晚飯。
當晚，主要是查先生暢談對香港前途和明報前路的看法；查太一直坐在查先生旁邊，整個飯局，兩個多小時都保持緘默。
查先生為什麼會破格宴請我們幾個小記者？他解釋說，明報決定增聘20個大學畢業生，加強採編隊伍，以面對香港回歸的挑戰。（當年香港只有兩間大學，加入新聞界的大學生不多；現有8間大學，明報單是去年，已經聘請了超過20名剛畢業的大學生──現時編採隊伍已經是以大學生為骨幹，與1980年代很不一樣。）
查先生講得精彩動聽，我們也有一點心動；但，明報臥虎藏龍，我們在各自的機構亦做得相當不錯，故此，缺乏即時跳槽的動力。
1988——主流方案 觸動辭職
足足過了一年（1986年8月），查先生舊事重提，我才於1986年10月加入[明報]，先當[明報月刊]總編輯，至1988年9月才任明報副總編輯。怎料，兩個月後即烏雲密佈——1988年11月，查良鏞提出主流方案，引起連番風雨。
身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的查良鏞，因為提出了一個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後，被批評為太保守，在社會引起強烈反應，查良鏞親自撰寫社評，為主流方案辯護。查先生在社評這樣做，有其道理；但，在新聞版面上未能恰如其份的處理反對意見，則有違客觀公正的原則，亦不符「有容乃大」的明報報訓。
當時我與幾位同事非常不滿，最痛快的做法，是即時辭職，但，這樣可能會釀成社會事件，對明報構成傷害，這是我不想見到的，尤其是查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；故此，延至主流方案風波告一段落，才於1989年2月1日遞交辭職信。怎料，其後爆發六四事件，查良鏞辭去草委的工作，並極力挽留我；最終，我答允留下來。
1994——watchdog 被罵是mad dog
1986年，我轉投[明報]，是有所憧憬的，一是因為明報是一張綜合性的報章，而且，查良鏞對前景充滿信心，雄心勃勃，並付諸行動，增聘大學生提升報紙質素；二是我相信明報真的可以無畏無懼、不黨不私，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處理新聞。
我珍惜在明報的工作，但亦深明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：報章雖被期許為社會公器，不過，在現實世界，報章往往淪為老闆的私器，勞資雙方如果意見不合，勝方往往是資方，因此，我有心理準備每一天都可能是我在明報工作的最後一天。1994年10月處理當時的大老闆于品海的醜聞，就是抱這樣的心態去做，因為無牽無掛，最能按新聞規律辦事。
于品海是明報的第二代大股東，於1993年接替查良鏞出任明報企業主席，但，1994年10月10日[香港經濟日報]一篇報道，揭露他曾於1979年在加拿大讀書期間，使用他人支票及信用卡，涉款4600加元，並無牌藏槍，曾入獄4個月。我們翌日在要聞版跟進此事，並將之放在「直頭」的位置（即要聞版第二重要的新聞）來處理這則新聞（[香港經濟日報]10月10日刊登這則獨家新聞時，是放在第9版）；10月20日，我們除了在直頭的位置，報道報業公會議決下，于品海辭去報業公會主席一職，並發表了一篇題為「嚴以律己 捍衛公信」的社評。
1994年10月20日雖已是秋天，但，明報內部卻像暴風雨前夕，非常悶熱。當天下午返回報社，編輯部三頭馬車（總編輯董橋、副總編輯馮成章和我）立即被大老闆于品海召見，在那個可以俯覽美麗海景的主席辦公室，我們被于老闆罵了一個多小時。
當時，我是執行總編輯，負責具體編務，遂向于老闆解釋，整個採訪編輯寫社評的過程，都是按新聞規律辦事；明報是社會公器，要扮演watchdog的角色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不理新聞的主角是否明報老闆都應該這樣做。語音剛完，于老闆即罵我們是mad dog，是連主人都不認得的癲狗。
我向于品海解釋，他是明企大股東，擁有超過一億股明企股票，如果我們不秉公辦理，明報公信力受損的話，股價每下跌一元，他便損失逾億元（當時明企每股約5元）；因此，他不但不應該責罵我們，反而應該讚賞我們。
這是我相信的道理，但亦作了最壞的打算，做得出批評老闆的事，就預了被炒；所以，「于品海事件」後得以留在明報，每一天都是bonus。若非遇到一個有量度的老闆，又怎容得下這樣的伙記？
1995——向于品海提出management buyout
如果說1988年查良鏞的主流方案，將[明報]捲入政治風波；1995年，于品海因財政問題而要出售明報，則是將明報推向財政危機。于品海入主僅兩年，明報又要面對另一次易主的轉變。
最令人不安的是，有意收購明報的人士包括以煽色腥路線著稱的報業主，我們擔心明報落入他們的手，將會變質，所以，我和Simon等4人，向于品海提出management buyout。我們一方面四出尋找財源，對象包括一位我們非常尊敬的報業主；另方面，準備將自住物業也賣掉，籌款救報。
奔波幾個月後，明企股權名花有主，落入第三代大股東張曉卿之手，明報終於擺脫1990年代頭幾年的風雨飄搖階段，再度進入一個較穩定的環境運作——其間只有一段日子比較麻煩，那就是張曉卿入主後不久出現的「一國三公」混戰時期，可幸只混亂了一個短時期，而且只是內部管理問題，與新聞自由無關。
在明報工作20年，我見同事的時間多過見家人，儘管如此，還是值得的，因為明報是一份比較接近理想模式的社會公器型報章──現時的大股東張曉卿入主明報12年，他不但認同報章是社會公器的理念，而且，到今天都是言行一致地給予編輯部很大的編輯自主權。我可以參與耕耘，是福氣；得罪了不少人而沒有被炒，是運氣。
20年侍三主，深深體會到，明企的大股東可以變，「不黨不私、有容無欲」的精神不可以變。然而，在堅持原則、追求理想的同時，不論是新聞從業員還是新聞機構，都必須力求財政獨立，不為五斗米折腰；所以，像我這樣的編務人員也須學習經營之道。謹以此與明報同仁共勉。
I've had enough, of this parade. 
